仍然可能对秦国新政生出无端骚扰，甚至酿出后患亦未可知。基于此等思虑，嬴政才派出了与吕不韦世交笃厚的蒙武，下了那道有失厚道的王书。有意刻薄，也是嬴政从少年时便认定这个仲父阔达厚实，很少能被人刺痛说动，不重重刺上几句，只怕他听罢也是淡淡一笑浑不上心。及至蒙武星夜赶回禀报，业已悔之晚矣！嬴政这才觉得，自己显然低估了吕不韦在嫪毐事变中遭受的深深顿挫，更没有想到，这个曾经的仲父会将自己的几句刻薄言辞看得如此之重。

就实而论，以吕不韦的巨大声望，纵然迁徙到巴蜀之地，完全可能依旧是宾客盈门。吕不韦若坚执无休止地传播《吕氏春秋》，嬴政纵然不能容忍，又能奈何？以战国之风，这几乎是必然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势。一个力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新政的国王，岂能没有顾忌之心？若得全然没有顾忌，除非这个享有巨大声望以致嬴政不能像处死嫪毐那样轻易问他死罪的曾经的仲父死了。然则，吕不韦心胸豁达，体魄厚实，岂能说死便死？吕不韦若是活得与曾祖父昭襄王一般年岁，嬴政的隐忧极可能还要再持续二十余年。恰恰此时，吕不韦却自己去了，使嬴政的未来隐忧以及有可能面对的最大麻烦顿时烟消云散，可谓想也不敢想的最好结局。

这，是天意么？

乍接吕不韦死讯，嬴政可谓百味俱生。如释重负，歉疚自责，空荡荡若有所失，沉甸甸忧思泛起，痛悔之心，追念之情，乱纷纷纠葛在心头无以排解。是吕不韦以死让道，使他能够大刀阔斧地亲政领国么？果真此心，因由何在？恍惚之间，嬴政心头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念头——莫非流言是实，吕不韦当真是我生父？不！不可能！果真如此，母亲岂能那般匪夷所思地痛恨吕不韦，将狂悖的嫪毐抬出来使吕不韦永远蒙羞？但无论如何，对他这个秦王而言，吕不韦之死，这件事本身都是难以估价的“义举”身为秦王，唯有厚葬吕不韦，方可心下稍安。若是没有山东奔丧者们的窃葬事件，在法度处置之后，嬴政原本是要为曾经的仲父举行最隆重的葬礼的。

然则，窃葬之报犹重重一捶，嬴政顿时清醒了过来。

事关国家，唯法决之。这是嬴政在近十年的“虚王”之期锤炼出的信念，更是在与《吕氏春秋》周旋中选择的治国大道。吕不韦既然长期执掌秦国大政，吕不韦便不是吕不韦个人，而是关联天下的秦国权力名号，是秦国无法抹去的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对吕不韦丧葬的处置，也不是对寻常大臣的个人功过与葬礼规格的认定，而是关联秦国未来大局的国事政事。若非如此，山东奔丧者们岂能如此上心？

百年以来，秦国大臣贵胄客死山东者不可胜数。秦国每次都是依照法度处置，何以山东人士没有过任何异议？嬴政很熟悉国史，清楚地记得：当年秦昭王立的第一个太子，也就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嬴柱的哥哥出使魏国，吐血客死于大梁，随行副使不敢对尸身做任何处置，立即飞报咸阳。那时候，山东六国朝野非但没有咒骂秦国，反倒是一口声的赞颂：“秦国之法，明死因，消隐患，防冤杀，开葬礼之先河，当为天下仿效矣！”这次，吕不韦尸身搁置得几日，如何突然便成了不能容忍的罪孽？山东士商与六国官府是针对葬礼还是秦国？若是旁个大臣客死洛阳而依法处置，山东诸侯会有如此大动静么？其中奥秘不言自明，是可忍，孰不可忍！听任山东奔丧者们窃葬，秦国何以立足天下？

尽管思绪愤激，连夜东出，嬴政终究还是忍下了这口气。

面对蒙武与王绾的拦路强谏，多年磨炼出的冷静秉性，使嬴政心头立即闪出了第一个念头：两位都是敦诚大臣，不妨想想再说。回到函谷关幕府，蒙武王绾又是各自陈说备细，嬴政终于从愤激中真正摆脱出来。君臣三人计议了整整一宿，决意大度地处置震动天下的窃葬事件。处置方略是：第一步，秦王对朝野颁行紧急王书，以“文信侯猝死，实出本王意外，亦致各方多生错解，情可鉴也”为根基说辞，承认对吕不韦的窃葬，申明对预谋各方不予追究；第二步，蒙武再度为秦王特使，赶赴洛阳北邙山，以公侯大礼隆重祭奠吕不韦，并以秦国王室名义，为被草草窃葬的吕不韦修建壮阔的文信侯陵园。

“此事如此告结，我心亦安矣！”嬴政长吁了一声。

“王有大度，宣泄人心，事端自平。”蒙武宽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