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举请“疏周家桥，裁张福堤，辟门限沙，建石坝于周家桥、大小涧、武家墩、绿杨沟上下，而坝外浚河筑岸，使行地中。改塘埂十二闸为坝，闸外十二河，以辟海之路。浚芒稻河，且多建滨江闸，以广江之途。然海日壅，则河沙日积，河日，而淮亦不能安。有者，视诸颇大，而近日所决蒋家、鲍家、畀家三直与相，宜挑浚成河，俾由此海。”工主事樊兆程亦议辟海，而言：“旧海决不可浚，当自鲍家营至五港挑浚成河，令从海。”俱下工。请并委企程勘议。

黄、淮会，本自清河北二十里骆家营，折而东至大河会淮，所称老黄河是也。陈瑄以其迂曲，从骆家营开一支河，为见今河，而老黄河淤矣。万历间，复开草湾支河，黄舍故而趋，以致清会之地，二相持，淮不胜黄，则窜各闸，淮安士民于各闸筑一土埂以防之。嗣后黄、淮暴涨，退沙停，清遂淤，今称门限沙是也。当事者不思挑门限沙，乃傍土埂筑堰，横亘六十里，置全淮正之不事，复将从旁黄之张福一并筑堤之，遂倒而为泗陵患矣。前岁，科臣贞观议辟门限沙，裁张福堤，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铺之开。

先是，御史陈科言：“固堤束未收刷沙之利，而反致冲决。法当用浚，其方有三。冬涸，令沿河浅夫乘时捞浅，则沙不停而去，一也。官民船往来，船尾悉系钯犁，乘风搜涤，则沙不宁而去，二也。仿磨、碓之法，置为木机，乘，则沙不留而去，三也。至淮必不可不会黄，故堰断不可弃。湖溢必伤堤，故周家桥溃断不可开。已弃之必淤满，故老黄河、草湾等断不可。”疏下所司议。郎中华存礼则请复黄河故，并浚草湾。而是时腰铺犹未开，工侍郎沈节甫言：“复黄河未可轻议，至诸策皆第补偏救弊而已，宜概停罢。”乃召应龙还工，时二十二年九月也。

二十年三月，季驯将去，条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两行，新河不当开，支渠不当浚。又著书曰河防一览，大旨在筑堤障河，束归漕；筑堰障淮，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去。合则急，急则涤而河；分则缓，缓则停滞而沙积。上既急，则海自辟而无待于开。其治堤之法，有缕堤以束其，有遥堤以宽其势，有坝以其怒。法甚详，言甚辩。然当是时，势横溃，徐、泗、淮、扬间无岁不受患，祖陵被。季驯谓当自消，已而不验。于是季驯言诎，而分黄导淮之议由此起矣。

既而给事中吴应明言：“先因黄河迁徙无常，设遥、缕二堤束归漕，及过沙停，河日，徐、邳以下居民尽在底。今清外则黄阻遏，清内则淤沙横截，河横上约百里许，淮仅沙上之浮，而潴蓄于盱、泗者遂为祖陵患矣。张贞观所议腰铺支河归之草湾，或从清河南岸别开小河至骆家营、厂等地，会大河，建闸启闭，一遇运浅，即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则有议开老山，引淮江者。宜置闸以时启闭，拆张福堤而堤清，使河无南向。议下河漕诸臣会勘。直隶巡应元因谒祖陵，目击河患，绘图以，因上疏言：

决邵家，秦沟，由浊河运，河浅，迫茶城，茶城岁淤，运数害。万历五年冬，河复南趋，小浮桥故，未几复堙。潘季驯之崔镇也，厚筑堤岸，束归漕。嗣后发，河臣辄加堤，而河日矣。于是督漕佥都御史杨一魁复黄河故，请自归德以下丁家浚至石将军庙，令河仍自小浮桥。又言：“善治者，以疏不以障。年来堤上加堤，凌空，不啻过颡。滨河城郭，决可。宜测河浅，随挑浚，而于黄河分故，设减石门以暴涨。”给事中王士则请复老黄河故。大略言：

“黄淮壅，起于嘉靖末年河臣凿徐、吕二洪石，而沙日停，河日，溃决由此起。当事者计无复之，两岸筑长堤以束，曰缕堤。缕堤复决，更于数里外筑重堤以防，曰遥堤。虽岁决岁补，而莫可谁何矣。

是时，总河工尚书杨一魁被论，乞罢，因言：“清宜浚，黄河故宜复，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减闸坝不必用。”帝不允辞，而诏以尽心任事。御史夏之臣则言：“海沙不可劈，草湾河不必浚，腰铺新河四十里不必开，云梯关不必辟，惟当急开堰，以救祖陵。”且言：“历年以来，良涧土堤每遇伏秋即冲决，大涧石堤每遇汹涌即崩溃。是堰在，为、宝之利小；而堰决，则为、宝之害大也。孰若明议而明开之，使知趋避乎？”给事中黄运泰则又言

贞观抵泗州言：“臣谒祖陵，见泗城如上浮盂，盂中之复满。祖陵自神路至三桥、丹墀，无一不被。且堰危如累卵，又、宝隐祸也。今淮，当以辟海积沙为第一义。然淮不若杀黄，而杀黄于淮之既合，不若杀于未合。但杀于既合者与运无妨，杀于未合者与运稍碍。别标本，究利害，必当杀于未合之先。至于广海之途，则自鲍家、黄家营至鱼沟、金城左右，地势颇下，似当因而利导之。”贞观又会应龙及总漕陈于陛等言：“淮、黄同趋者惟海，而淮之由黄达海者惟清。自海沙开浚无期，因而河日；自河倒无已，因而清日。以致淮上浸祖陵，漫及、宝，而兴、泰运堤亦冲决矣。今议辟清沙，且分黄河之于清上十里地，去不远，不至为运梗。分于上，复合于下，则冲海之力专。合必于草湾之下，恐其复冲正河，为淮城患也。鲍家、黄家营二决，恐横冲新河，散溢无归。两岸俱堤，则东北清、沭、海、安洼下地不虞溃决。计费凡三十六万有奇。若海之，则汐莫窥其涯，难施畚锸。惟淮、黄合东下，河涤而渐，海刷而渐辟，亦事理之可必者。”帝悉从其请。乃议于清上北岸，开腰铺支河达于草湾。

纷纷之议，有增堤泗州者，有开颜家、、永济三河，南甃家堰、北筑坝者。总不如复河故，为一劳永逸之计也。河故由三义镇达叶家冲与淮合，在清河县北别有济运河，在县南盖支河耳。河夺支河，直趋县南，而自弃北之，然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滩凡九十里，洼下不耕，无室庐填墓之碍，虽开河费钜，而故一复，为利无穷。”

议皆未定。居敬及御史乔璧星皆请复专设总理大臣。乃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总督河。

二十一年，贞观报命，议开归、徐达小河，以救徐、邳之溢；导浊河小浮桥故，以纾镇之患。下总河会官集议，未定。五月，大雨，河决单县黄堌，一由徐州小浮桥，一由旧河达镇闸。邳城陷中，、宝诸湖堤决无算。明年，湖堤尽筑，而黄大涨，清沙垫，淮不能东下，于是挟上源阜陵诸湖与山溪之，暴浸祖陵，泗城淹没。二十三年，又决邮中堤及家堰、良涧，而患益急矣。

总之，全淤沙未尽挑辟，即腰铺工成，淮未能也，况下鲍、王诸已决，难以施工。岂若复黄河故，尽辟清淤沙之为要乎？且疏上，不若科臣应明所议，就草湾下浚诸决，俾由安东归五港，或于周家桥量为疏通，而急黄堌，挑萧、砀渠，浚符离浅阻。至宿迁小河为淮黄正路，急宜挑辟，使有所归。”

时帝从居敬言，罢老黄河议，而季驯抵官，言：“亲集故，故老言‘铜帮铁底’，当开，但岁俭费繁，未能遽行。”又言：“黄浊而，汶、泗清且弱，会茶城。伏秋黄发，则倒人漕，沙停而淤，势所必至。然黄一落，漕即从之，沙随去，不浚自通，纵有浅阻，不过旬日。往时建古洪、内华二闸，黄涨则闭闸以遏浊，黄退则启闸以纵泉。近者居敬复增建镇闸，去河愈近，则吐纳愈易。但当严闸禁如清江浦三闸之法，则河渠永赖矣。”帝方委季驯，即从其言，罢故之议。未几，患益甚。

既而淮自决张福堤。直隶巡彭应参言：“祖陵度可无虞，且方东备倭警，宜暂停河工。”议令河臣熟计。应龙、贞观言：“为祖陵久远计，支河实必不容已之工，请候明倭警宁息举行。”其事遂寝。

“自徐而下，河日，而为堤以束之，堤与徐州城等。束益急，益迅，委全力于淮而淮不任。故昔之黄、淮合，今黄而淮益缩，不复合矣。黄而一启天妃、通济诸闸，则运河如建瓴。、宝一梗，江南之运坐废。淮缩则退而侵泗。为祖陵计，不得不建石堤护之。堤增河益，本大可虞也。河至清河凡四折而后海。淮安、、宝、盐、兴数百万生灵之命托之一泥，决则尽成鱼暇矣。

十七年六月，黄暴涨，决兽医月堤，漫李景新堤，冲夏镇内河，坏田庐，没人民无算。十月，决。十八年，大溢，徐州积城中者逾年。众议迁城改河。季驯浚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苏伯湖至小河，积乃消。十九年九月，泗州大，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复河决，江都、邵伯又因湖下注，田庐浸伤。工尚书曾同亨上其事，议者纷起。乃命工科给事中张贞观往泗州勘视势，而从给事中杨其休言，放季驯归，用舒应龙为工尚书总督河。

应龙言：“张福堤已决百馀丈，清方挑沙，而腰铺之开尤不可废。”工侍郎沈思孝因言：“老黄河自三义镇至叶家冲仅八千馀丈，河形尚存。宜亟开浚，则河分为二，一从故抵颜家河海，一从清会淮，患当自弭。请遣风力科臣一人，与河漕诸臣定画一之计。”乃命礼科给事中张企程往勘。而以患累年，迄无成画，迁延糜费，罢应龙职为民，常居敬、张贞观、彭应参等皆谴责有差。